《史記》中的“紀”、“傳”是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散文，通過展示人物的 活動而再現多彩的歷史畫面。本紀、世家、列傳中的人物來自不同階層，上自帝 王將相，下至市井細民，諸子百家、三教九流，應有盡有，所涉人物四千多個， 重要人物數百名。《史記》的人物傳記之所以有如此廣大的覆蓋面，和司馬遷進 步的歷史觀及開闊的視野密不可分。司馬遷本人“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 報任安書》），希望借助于《史記》一書而揚名后世，實現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 出于這種心態，司馬遷對那些在歷史上雖有卓越表現、終因無人獎掖而難以揚名 的布衣平民懷有深切的同情，為他們鳴不平。他在《伯夷列傳》中寫道：“伯夷、 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 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惡能施于后世哉！”司馬遷清楚地看到，一個人知 名度的高低，乃至他是否能夠青史留名，固然和他本身的業績有關，同時也和是 否有人宣揚提攜密不可分。他在《游俠列傳》中也有類似的論述。在司馬遷看來， 戰國四公子（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或憑借王者親屬的血緣優勢， 或身居卿相之位，有的是二者兼備，他們顯名諸侯，猶如順風而呼，事半功倍。 “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于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 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司馬遷對儒墨等學派由于 門戶之見排斥這些出自平民的俠客而深感不公。司馬遷在按照慣例為帝王將相立 傳的同時，也把許多下層人物寫入書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俠、商人、方士等， 使得《史記》所收的人物非常廣泛，并且都刻畫得栩栩如生。

    《史記》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態，都有自己鮮明的個性特征。不但不同類型 的人物迥然有別，就是同一類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同是以好士聞名的貴 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高下之別，而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 有各的風貌。同為戰國策士，蘇秦主要是一位發奮者的形象，而張儀身上更多的 卻是狡詐權謀。張良、陳平同是劉邦的重要謀士，但司馬遷筆下的張良令人莫測 高深，帶有幾分神異；而陳平這位智囊卻富有人情味，沒有張良那種仙風道氣。 《史記》同類人物形象之間尚有如此明顯的區別，不同類型人物形象之間更是形 成巨大的反差，鮮明的對照，人物的個性在差異、區別中得到充分的顯示。

    司馬遷在刻畫人物時，能準確地把握表現對象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使許多 人物形象的個性非常突出。《萬石張叔列傳》突出石奮祖孫三代的謹小慎微，唯 命是從。《樊酈滕灌列傳》寫到夏侯嬰時，主要敘述他對劉邦一家的精心呵護， 他和劉邦家庭的特殊關系，多次提到他的太仆之職。《李將軍列傳》在描寫李廣 時著意表現他高超的祖傳射藝，他射匈奴射雕者、射白馬將、射追擊者、射獵、 射石、射敵方裨將，百發百中，矢能飲羽。《史記》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各具風 采，就在于司馬遷充分地展示了他們的個性特征。

    司馬遷在表現人物的個性特征時，能充分注意到他們的家庭出身、文化教養、 社會經歷等各方面的因素，給以恰如其分的表現，不但展現出人物的個性特征， 而且對形成人物個性特征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顯示，有時一開始就為人物性格 的發展作了鋪墊。蕭何是刀筆吏出身，故能謹守管鑰，因勢奉法。陳平年青時貧 而好學，所以始終有讀書人的氣質，見識高遠，在皇帝面前對答如流；周勃最初 從事雜藝，沒有什么學問，執政之后就顯露出知識的不足，在文帝面前陷入窘境。 樊噲發跡前以屠狗為業，成為將軍以后保留那種莽撞豪爽之氣，他大塊吃肉，大 杯飲酒，對劉邦、項羽也敢于直言直語、大聲大氣。寫竇嬰是一副老年失勢的窘 態，寫田蚡則是少年得志的猖狂。總之，影響人物個性的許多重要因素，司馬遷 都充分注意到了，因此，他使《史記》中的人物都按各自的方式說話行事，符合 自己的年齡、身份和教養。

    《史記》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風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時，他們身上還表 現出許多帶有普遍性的東西，即得到社會廣泛認可、并對后代產生深遠影響的某 些共性。這是《史記》在刻畫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 《史記》人物形象的共性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知恩圖報，以德報 德。蘇秦之于宗族、朋友，劉邦之于蕭何，陳平之于魏無知，韓信之于漂母、亭 長，王陵之于張蒼，都是受人之惠而報人之恩。蘇秦佩六國相印后，“散千金以 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蘇 秦列傳》）劉邦為泗水亭長時，前往咸陽行役，一般的小吏都贈錢三百，唯獨蕭 何送給劉邦五百錢。漢初封侯，劉邦為蕭何益封二千戶，用以報答先前多送二百 錢的恩惠。（《蕭相國世家》）韓信為布衣時從人寄食，一位漂母曾接濟他數十 日，韓信封楚王之后，“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淮陰侯列傳》）魏無知 向劉邦引薦陳平，漢初剖符定封，陳平列舉魏無知拔擢之功，魏無知得到劉邦賞 賜。（《陳丞相世家》）王陵對張蒼有不殺之恩，“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 后，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后敢歸家。”（《張丞相列傳》） 類似這樣知恩圖報的人物在《史記》中有一大批，他們百倍、千倍地報償恩人， 以表示自己不忘本、不負人。二是以牙還牙，以怨報怨。這是和知恩圖報、以德 報德相對應的一種行為，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李廣之于霸陵尉、主父偃之于昆弟 賓客，采取的都是這種做法。伍子胥父兄均被楚平王無辜殺害，伍子胥奔亡吳國， 借吳之力攻入楚都，“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伍子 胥列傳》）李廣免官時與俱，至軍而斬之。”（《李將軍列傳》）主父偃為齊相， 到達齊地之后，向昆弟賓客散發五百金，從此和他們斷絕關系，不許再入家門， 用以報復他在貧困時所遭到的冷遇。（《平津侯主父列傳》）知恩圖報和以怨報 怨是相互聯系的兩個側面，往往在一個人的身上同時體現出來。蘇秦對于借給自 己百錢的人以百金相償，而對在危困時幾次要離開自己的隨從則一文不賞。（《 蘇秦列傳》）范雎奉行的人生哲學是“一飯之德必償，睚眥之怨必報”，因此， 對迫害過他的魏齊、須賈，或令其死，或令其辱，而對搭救過他的王稽、鄭安平， 都請求秦王委以重任。（《范雎蔡澤列傳》）三是士為知己者死，為報答知遇之 恩而赴湯蹈火，甚至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這是知恩圖報的升華，是它的極端形 式。司馬遷在《刺客列傳》和《報任安書》中兩次提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 己者容”，他本人是贊成這一信條的。《刺客列傳》中的專諸、豫讓、聶政、荊 軻等人都是為知己者死；《孟嘗君列傳》中的得粟者，《魏公子列傳》中的侯嬴， 《張耳陳余列傳》中的貫高，也都是為知己者而死。《史記》人物形象還普遍存 在寶貴還鄉的想法，這是他們共同的理想和追求。項羽在焚燒秦都咸陽后一心想 東歸，說道：“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項羽本紀》）項 羽的這番話很有代表性，道出了絕大多數人的心理。司馬遷也寫了許多人衣錦還 鄉的場面，蘇秦、劉邦、司馬相如、主父偃等人的傳記都有這方面的記載。蘇秦 富貴還鄉，笑視兄弟妻嫂前恭后踞的變化，抒發對世態炎涼的感慨。（《蘇秦列 傳》）劉邦當了天子之后回到故鄉，慷慨悲壯高唱《大風歌》，坦露對故鄉刻骨 銘心的思念之情。（《高祖本紀》）

    《史記》中的人物既有鮮明的個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與個性完美的 結合。《史記》中有許多人物所做的事情相近，但是怎樣去做，卻是各人有各人 的選擇，各人有各人的方式。同是衣錦還鄉，韓信顯得雍容大度，不計私仇，主 父偃卻心胸狹小，報復心極強。同是知恩圖報，豫讓、貫高先是忍辱負重，頑強 地活下去，關鍵時刻又死得極其壯烈；而侯贏、田光等義士，卻是痛快地以自殺 相謝。人物的共性寓于鮮明的個性之中，二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現。

    司馬遷在刻畫人物時，采用多維透視的方法，他筆下的人物顯露多方面的性 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動豐滿。項羽是司馬遷著力最多的一位英雄人物，在他身 上就可以發現多重人格。他喑惡叱吒，又言語嘔嘔。他愛人禮士，又妒賢嫉能。 他是殘暴的，焚燒咸陽，坑殺俘虜；他又是仁愛的，鴻門宴有惻隱之心，不殺劉 邦，還時常慮念百姓疾苦。他有時與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時又非常吝嗇， 已經刻好的官印不肯發給功臣，放在手里反覆把玩。至于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場面， 則兼有風云氣和兒女情。這些相互對立的因素有機地集于項羽一身，使得人物形 象具有豐富的內涵和深厚的底蘊，而且非常真實。對于李斯這個人物，司馬遷反 復刻畫他外似剛愎而內實游移的矛盾狀態：在農民起義風起云涌的形勢下，他想 知難而退，卻又貪戀富貴，下不了決心；在趙高廢立之際，開始像是要以身殉國， 經趙高勸之以利害，馬上退縮妥協；對于秦二世的無道，本想犯顏直諫，一旦二 世責問，立刻茍合求容。李斯的雙重人格表現得非常充分，一個內心分裂的可悲 形象躍然紙上。司馬遷在刻畫人物時，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征，同時對其性 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給予充分的重視，多側面地展現人物的精神風貌。

    司馬遷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筆下的人物形象的豐富性、復雜性，有的是 在一篇傳記中同時寫出人物性格的幾個側面，有的則采用旁見側出的方法，通過 多篇傳記完成對某個人物形象的塑造。旁見側出法，又稱互見法，即在一個人物 的傳記中著重表現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則放到別人的傳記中顯 示。《高祖本紀》主要寫劉邦帶有神異色彩的發跡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 善任，對他的許多弱點則沒有充分展示。而在其他人的傳記中，卻使人看到劉邦 形象的另外一些側面。《項羽本紀》通過范增之口道出劉邦的貪財好色，《蕭相 國世家》、《留侯列傳》表現他猜忌功臣，《魏豹彭越列傳》、《酈生陸賈列傳》 揭露他慢而侮人，詈罵諸侯臣如奴仆。《樊酈滕灌列傳》還披露了這樣一件事實， 楚漢相爭時，劉邦戰敗逃跑，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幾次把親生兒女推到車下， 后來的惠帝、魯元公主有賴于夏侯嬰的保護才幸免于難。司馬遷對漢高祖劉邦之 所以采用旁見側出的寫法，顯然是有所忌諱，不得不如此。信陵君是司馬遷最欣 賞的一位人物，在《魏公子列傳》中稱公子者凡１４７次，寫了他一系列禮賢下 士的事跡，塑造出了一個光彩照人的形象。緊接著，在《范雎蔡澤列傳》中，有 一段和信陵君相關的故事：秦昭王為范雎報仇，追捕魏齊甚急。魏齊走投無路， 和趙相虞卿一道向信陵君求援。“信陵君聞之，畏奏，猶豫未肯見。”魏齊聽到 這個消息自剄身亡，等到信陵君聽從侯嬴的勸告決定接納魏齊時，已經為時過晚。 司馬遷對信陵君愛之過深，他沒有把這個有損于信陵君光輝形象的事情寫入本傳， 而是采用旁見側出法加以處理。《史記》人物形象具有多方面的性格特征，要把 相關傳記聯系起來加以觀照才能全面地把握。

第四節 《史記》的風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