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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雪林傳

   由于臺灣海峽和政治的隔絕,我們這一代,乃至下一代對蘇雪林都有陌生感,
她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著作等身的學者,桃李滿天下的教授。

                                   一

    蘇雪林,乳名瑞奴、小妹;學名小梅,字雪林。后因升入北京高等女子師范,
將“小”字省去,改為蘇梅。由法回國后,又以字為名,即蘇雪林。筆名有綠漪、
靈芬、老梅、天嬰等。1899年生于浙江省瑞安縣縣丞衙門里,自嘲為半個浙江人,
祖籍安徽太平縣嶺下村。

    蘇雪林的祖父在清朝末年當過縣令,父親受過高等教育,母親出身于士宦之家,
素以賢慧著稱,給蘇雪林以較大影響。她幼時富有男性特點,好動、愛玩,凡男孩
所愛的一些玩藝兒,掄刀、舞棒、扳弓射箭,以至去郊外捉蟋蟀、放風箏、釣魚、
捕鳥等她都愛玩,整日和幾個年齡差不多的小叔叔、大哥哥們廝打在一起,玩得很
開心。而同樣年齡女孩子所喜歡的——擦脂抹粉、穿針引線之類的事情,卻毫無興
趣,偶而做一兩件這樣的事也是笨手笨腳,不像樣。人們都說:蘇雪林是一個男性
化的女孩,被稱之為“野丫頭”。

    由于祖母“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世俗偏見,蘇雪林不能像男孩子一樣讀書,
她七歲開始,才跟著叔叔及兄弟們“名不正、言不順”地在祖父衙署所設的私塾里
跟讀,只是不解其意,囫圇吞棗地背誦《三字經》、《千字文》、《女四書》、
《幼學瓊林》等。在私塾里只跟讀一二年,男孩子們都紛紛去學校讀書了,她不得
不輟學。跟讀輟學后,閑著無聊,便利用在私塾里學得的一二千漢字,從叔叔和哥
哥那里借一些通俗小說當作課本自讀。久而久之,她不僅能讀懂《西游記》、《水
滸傳》、《三國演義》、《封神榜》等,也能粗讀文言的《聊齋志異》、《閱微草
堂筆記》之類的書,整日埋頭于書海,自得其樂。從此,一顆寂寞的心找到了新的
寄托。后來,蘇雪林的叔叔、哥哥們都先后進入上海新式中學或大學,每年寒暑假
回家都要帶回一些新舊圖書和當時流行的報刊,蘇雪林便借機有挑選地閱讀起來。
《史記》、《漢書》,她讀過一些選本;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傳奇,以及歷代
名家的專集也都涉獵個大概,連當時流行的譯作《天演論》、《茶花女遺事》、
《迦茵小傳》、《十字軍英雄記》等,也都讀得著迷。這一段童年和少女時代的苦
讀史,為她后來的創作及學術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14年,父親為工作方便而遷居安慶。一位叔叔曾留學日本,思想比較開明,
對他父親進行勸說,蘇雪林才得以進入當地一個基督教辦的小學讀書。其間。模仿
寫作古典詩詞,僅半年,便又隨母親遷回嶺下村,停止學業。不久,安慶省立初級
女子師范登報恢復招生,蘇雪林得知消息后,“費了無數眼淚、哭泣、哀求、吵鬧”
終于說服了祖母和鄉里頑固長輩。蘇雪林回憶說:
      ……愈遭壓抑,我求學的熱心更熾盛燃燒起來。當燃燒到白
  熱點時,竟弄得不茶不飯,如醉如癡,獨自跑到一個離家半里,名
  為“水上”的樹林里徘徊來去,幾回都想跳下林中深澗自殺,若非
  母親因對女兒的慈愛,戰勝了對尊長的服從,攜帶我和堂妹至省
  城投考,則我這一條小命也許早已結束于水中了。(《我的生活》,
  1967年,臺北文星書店出版)

    1915年蘇雪林考入安慶省立初級女子師范。在校期間能詩善畫,引人注目。19
19年畢業后即留在母校附小教書。在這段極短的教書生涯中與廬隱女士相識。蘇雪
林不甘于做一輩子小學教師,以了此一生。于是,再一次向家長提出繼續升學的要
求,祖母以婚嫁為由進行阻撓,后因蘇雪林大病而停止逼婚,還滿足了她的升學愿
望。這一年,她與廬隱結伴同行,離開安慶,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國文系,
在系主任陳鐘凡先生的幫助下,很快從旁聽生轉為正科生。

    蘇雪林在北京高等女子師范讀書期間,正值“五四”運動發生不久。新文化運
動帶來的一股蓬勃、新鮮的空氣,彌漫步都北京;加之蘇雪林受教于胡適之、李大
釗、周作人、陳衡哲等知名教授、學者,同學中又有廬隱、馮沅君、石評梅等追求
女性解放的才女,在師友的影響下。她的思想也深受震動,發生了很大變化。正如
她在《已酉自述——從兒時到現在》(1969年4月15日《國語日報》)中所說:“……
我便全盤接受了這個新文化,而變成一個新人了。”同時,對寫作產生濃厚興趣,
并開始用白話文寫作,在《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和《國風日報》副刊“學匯”
及《晨報》“副鐫”等處發表政論性文章,參加社會問題的論爭。

    1921年秋,求知欲十分旺盛的蘇雪林,抱著去大千世界闖一闖的夢想,前往法
國留學,為了順利成行,她瞞著家庭,直到臨行當天的晚上,才告知母親。她考入
吳稚暉、李石曾在法國里昂創辦的海外中法學院,先學西方文學,后學繪畫藝術。
赴法三年,由于水土不服,經常生病。加之不斷收到家中來信,父親病故,母親生
病,婚姻問題也困擾、煎熬著她,只好輟學,于1925年提前回國。蘇雪林在法期間
恩了一次很嚴重的病,躺在醫院里,醫院里一些天主教修女細心照顧,使她的病逐
漸好轉并恢復健康,蘇雪林深受感動。在一位外國好友的勸說下,皈依了天主教。

    回國后,遵母命,與從未謀面的五金商人的兒子張寶齡完婚。張寶齡原籍江西
南昌,肄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后赴美留學,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理工課程。婚后
不久,母親病故,她便隨丈夫去蘇州安家。其夫在蘇州東吳大學執教,蘇雪林則應
蘇州基督會所創辦的景海女師之聘出任中文系主任,并由陳鐘凡先生介紹在東吳大
學兼授古典詩詞課。

    蘇雪林是一位新女性,但在婚姻問題上受傳統思想約束,不能自主。在法國期
間,她曾和未婚夫通過幾次信,已發覺性情不合,便寫信給父親要求解除婚約,但
父親在回信中對她大加申斥,母親在病榻上也托人寫信勸說,甚至哀求女兒,為了
父母雙親,她只好“認”了這門親。在法國讀書期間,不乏多情男子的追求,其中
有一位曾大膽向她求婚,蘇雪林也為之動情,甚至傾倒,但為了父母親的面子,只
好拒絕一切愛與不愛的求婚者。她的身上依然保留著古老的中國封建傳統女性的道
德。

    1927年蘇雪林隨丈夫返回上海,翌年,經人介紹在滬江大學教書,后又和丈夫
一起重返東吳大學。蘇雪林婚后不過幾年,兩人便分手,婚姻以悲劇結束。

    1931年她接受安徽省立大學校長楊士亮先生之聘,赴安徽大學教授文化史課;
同年受聘于武漢大學教授,直至1949年。在武漢大學執教期間,主要講授中國文學
史,基本國文和新文學研究。在武漢大學,她生活在珞珈山的湖光山水之中,幽雅、
恬靜的自然環境和平靜的獨居生活,使她賞心說目,心廣體胖,事業有成。她勤奮
刻苦,一方面以愛心、耐心循循善誘地引導學生學習知識;一方面又在教書之余,
努力著書立說,成為海內外知名的學者。

    抗日戰爭爆發后,蘇雪林隨武漢大學師生遷往四川。此時,她雖潛心寫作,但
難以控制自己對民族遭難——“國將亡”的憂慮和擔心,她同每一個中華民族子孫
一樣,愿將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長城,去抵御侵略者的炮火。抗戰一開始,她便將
自己多年積蓄的薪金、版稅和稿費拿出來,買了五十兩黃金,獻給危難中的國家。
還不斷地拿起筆記述侵略者的血腥罪行,如《樂山敵機轟炸記》、《敵人暴行故事》
等,激發同胞們對侵略者斗爭的決心。在抗戰后方,人民生活極其艱苦,蘇雪林和
其他教授們也不例外,每天粗茶淡飯,維持溫飽;穿的是舊衣、棉布;住的是潮濕
的老式民房,每天晚上老鼠、跳蚤與之作伴;行的是十幾里乃至幾十里也“安步以
當之”。艱苦的生活,使她不得不利用屋邊兩畝左右的空閑土地種菜、栽瓜,自己
買了鋤頭、鐮刀、扁擔,肩挑、手搬,挖地、松土,播種、施肥、鋤草,終于開出
了一片菜園。她種芥菜種類繁多,長勢良好,此外,還種了萵苣、莧菜、蘿卜、蕃
茄和蔥、蒜。外部世界是熊熊燃燒的抗日烽火,個人的生活環境卻是一派田園風光,
蘇雪林也恰然自得。她在《灌園生活的回憶》(收入《歸鴻集》,1955年8月,暢流
出版社)中寫道:

      我本是一個用腦的人,忽然改而用手;又是一個一向安坐書
  齋的人,忽然跑到土地里去,生活完全改變,覺得別有一番從未
  嘗過的新鮮滋味,于是興趣大為濃厚。

    田園生活對她來說,一方面聊以自慰,可事情過后卻又十分悔恨:

      我那時腦力在一生中為最強,若專心研究學問,也許可以獲
  得幾種專門知識;若全力來寫作,兩年內也許可以寫出二三十萬
  字的文章,但因為我的愚妄無知,太受興趣的支配,把大好的光
  陰精力都白費了。(同前)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全國人民歡欣鼓舞,蘇雪林也沉浸在無比歡樂之
中,當消息傳到嘉定時,她與袁昌英、凌叔華等人抑制不住激動和興奮,舉著小旗,
高呼口號,加入了游行隊伍的行列。

    蘇雪林在武漢大學執教歷時十八年,1949年到了臺灣,離開了她為之奮斗半生
的土地。離開大陸后,蘇雪林先去香港,在天主教真理學會任編輯。1950年第二次
赴法國,為的是去海外搜集關于楚辭的研究資料,探討屈賦與世界文化的關系。在
巴黎,她依靠從國內帶去的工薪節余,省吃儉用,但為時不久,便因經濟桔據,身
體欠佳,又由于與之朝夕相處的姐姐病重,只好于1952年春乘船回到臺灣,應聘為
臺灣省立師范大學教授。1957年赴臺南成功大學任教授,1974年退休。

    蘇雪林赴臺后,長期患眼疾,視力極差,嚴重時瀕于失明,但她以頑強的毅力
堅持寫作。1968年是她在大學執教的四十周年,臺灣教育部向她頒發了獎金。1978
年,是蘇雪林執教五十周年和八十誕辰,在臺的安徽大學、武漢大學、師范大學、
成功大學校友代表前來為她祝賀,并出版《慶祝蘇雪林教授寫作五十周年暨八秩華
誕紀念專集》。全書分甲、乙、丙、丁四集,共收錄一百一十多篇文章,其中包括
對她生平的記述和浩瀚著作的評價。既有熱誠的祝賀,也有久別重逢的真情。

                                   二

    蘇雪林是一位勤奮的作家,其執筆時間之長,在中國新文學史上也是少有的。
她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有小說、散文、劇本、詩詞、現代作家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研究及多種學術著作。形式多
樣、內容廣泛,天文、地理、科學、歷史、風土人情、自然風光、山川河流、月夜
星空,全部囊括其中。蘇雪林從少年練習寫作詩詞起,直至古稀之年,辛勤筆耕不
輟。

    蘇雪林十一二歲時,便模仿林琴南的筆調用文言寫了一厚本日記。其內容都是
一些家庭瑣細和少女觀察社會的感想,其中蘊藏著無數的快樂、透露出天真爛漫的
童心,充溢著荒唐、奇妙的幻想,正如蘇雪林自己所說“可算是開筆,也可算是我
踏上寫作生涯的第一步”。十九歲她寫了一篇三四百字的五言古詩,繼又將其寫成
短篇小說,名曰:《始惡行》。小說用文言寫出,當她念給家里人聽時,嬸嬸、姐
姐等女人竟為之流下了無數的眼淚。這篇小說1919年刊于北京高等女子師范年刊后,
得到同班好友馮沅君的贊賞,并寄給在美國讀書的哥哥馮友蘭,亦受到好評。

    二十年代初期,蘇雪林還不時地發表用白話文寫的《人口問題研究》、《再論
人口問題研究》、《新生活里的婦女問題》、《沉淪中的婦女》、《生育制限運動
聲中的感想》、《男盜女娼的世界》、《相對性原理和哲學史的問題》、《時髦男
子擇妻之條件》、《相對性易解》、《世界語者之宣言》、《家庭》、《民眾藝術
論》、《對于“五一”的兩大希望》、《自由文愛論》、《說內外》、《說美惡》
等五六十篇政論雜文,刊于《民鐸》、《民國日報·覺悟》、《時事新報·學燈》、
《國民日報·學匯》等報刊上。此時她對國家政治、社會諸問題,表現了極大的熱
情,以寓言的形式發表對時局、人生的看法,還抽暇翻譯法國作家莫泊桑、都德等
作家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

    1925年,蘇雪林從法國歸來后,創作欲望更加強烈,速度驚人,出版的文藝創
作有散文集《綠天》(1928年,北新書局出版)和自傳體小說《棘心》(1929年,
北新書局出版的這兩部書是蘇雪林文藝創作的處女作,也是成名之作,均以“綠漪”
署名。書中女主人公的思想、性格、生活和她自己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綠天》收錄散文《綠天》、《鴿兒的通信》、《小小銀翅蝴蝶的故事》、
《我們的秋天》、《收獲》、《小貓》六篇,該書出版后,于1929年、1930年、19
37年、1955年、1959年十多次再版。書中描寫了女主人公的婚后生活,熱烈而甜蜜,
表現手法細膩,猶如一幅柔美的工筆畫。尤其是其中的一篇《鴿兒的通信》,作家
以書簡的形式,描寫并抒發了主人公對旅居海外丈夫的懷念之情,富有詩意。在描
寫手法上,既不同于冰心寫意的柔婉,也有別于丁玲火山爆發式的濃烈。

    《棘心》共十五章,主要是以作家赴法后的生活為素材,展現了女主人公的全
部生活經歷以及思想性格,因此說《棘心》是一本自傳小說,也是作家為她的母親
而創作的。蘇雪林在本書的“前題’中寫道:

      我以我的血和淚,刻骨的疚心,永久的哀慕寫成這本書,紀
  念我最愛的母親。

    書中的主人公林醒秋是一位“五四”時代的女性,她內心充滿了痛苦、矛盾、
失望和悲憤。她相信科學,卻又皈依宗教;她追求愛情的甜蜜,卻又遵從父母之命。
作家圍繞著這位平凡女性的內心搏斗展開了一個巨大的社會畫面。其中有頑固家庭
的崩潰,有農村民不聊生的慘劇,有少年的愛國悲憤,也有青年男女在追求中的訪
徑和苦悶。整個故事貫穿著一條愛的主線,有對母親的愛,對異性的愛,對自然的
愛。作家在《自序》中寫道:

      本書的主旨在介紹一個生在中國政局蛻變時代,飽受“五
  四”思潮,以后畢竟皈依了天主教的女知識青年,借她故事的進
  展,反映出那個時代的家庭、社會、國家及國際各方面的動蕩變
  化的情形,也反映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煩惱苦悶、企求、愿望
  的狀況;更反映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對于戀愛問題的處理,立身
  處世行藏的標準,救國家、救世界途徑的選擇,是采取了怎樣不
  同的方式。

    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出版后,“綠漪”的名字及其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引起文藝評論界的關注,賀王波、方英、
錢杏郊、草野、王哲甫等人紛紛撰文,對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及表現手法上加以肯定,
并指出其不足。雖然評論者的意見不盡相同,但對于小說技巧的批評意見卻是一致
的。文字偏于說理,議論式的敘述常有所見,布局和結構也有些松散。

    蘇雪林在文學方面的創作還有三幕話劇《鳩那羅的眼晴》(1935年11月1日《文
學》月刊5卷5期),內容取材于印度文學故事,作家通過深受禮教束縛的青年王子
——鳩那羅和其父王、王后的種種糾葛,表明愛情力量的偉大。蘇雪林在此之前從
未寫過戲劇,為什么突然要寫這個劇本呢?她在《我怎樣寫鳩那羅的眼睛》(1936
年5月6日《大公報》)一文中說:

      去年冬天,這個故事又隱隱在我心靈深處呼喚,我想還是把
  它表現出來吧。不過這個故事用短篇小說體來寫,恐怕不能寫得
  如何痛快,打了幾回腹稿,總覺不相宜,最后才決定采用戲劇體。
  我對于戲劇雖然沒什么研究,為了這好題目,不妨冒一次靈魂的
  險。

    《青鳥集》(1938年,長沙商務印書館)和《屠龍集》(1941年,上海商務印
書館)寫于抗戰的初期和中期。《青鳥集》收集的多是文藝批評方面的文章,其中
包括劇評、文評、詩評和畫評,以及蘇雪林對其他作家和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的評論,因第一篇文
章的題目是《梅脫靈克青鳥的眼睛》,故該書取名為《青鳥集》。《屠龍集》寫于
抗戰后方——四川樂山,多是作家在艱苦生活中的所見、所聞、所感。作家對戰時
生活的動蕩不安、物質的極度匱乏、物價的扶搖直上,以及知識分子階層精神的苦
悶和煎熬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描寫;但幽默和風趣洋溢在字里行間。作家說:“若不
想出個法子騙騙自己,混過這些討厭的歲月,不死也得發瘋。”書名取為《屠龍集》,
是作家“預先替那猖狂的毒龍畫出了悲慘的結局,……希望明年就是我們偉大的
‘屠龍年’”(《屠龍集·自序》)。

    《蟬蛻集》(1945年,重慶商務印書館)由幾個短篇歷史小說合集而成,其中
多數故事取材于作家的《南明忠烈傳》,成書于抗日戰爭取得最后勝利之時,作家
以歷史故事,借古寓今,對抗戰中種種丑惡現象,進行無情鞭撻,態度鮮明,筆鋒
銳利。她在《蟬蛻集·自序》中說:

      歷史小說也和歷史一般,其任務不在將過去史實加以復現,
  而在從過去事跡反映現在及將來。……抗戰時期內種種可惡可
  悲的現象與過去時代相類似者卻也未免太多了。本書在此等處
  極力加以揭發,也無非想教讀者觸目驚心,消極的戒懼,起而為
  積極的矯正與補救。

    蘇雪林在自己寫作的同時還不斷關注同時代作家的創作情況,寫了《論李金發
的詩》、《論聞一多的詩》、《論朱湘的詩》、《沈從文論》、《郁達夫論》、
《王魯彥與許欽文》、《多角戀愛小說家張資平》、《林琴南先生》、《周作人先
生研究》、《〈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俞平伯和他幾個朋友的散文》、
《關于廬隱的回憶》、《記袁昌英先生》、《其人其文凌叔華》、《胡適的詩》、
《我論魯迅》、《我所認識的女詩人冰心》等,其中部分文章結集為《文壇話舊》
(1969年,傳記文學出版)。從中不難看出,活躍在“五四”前后文壇上的許多作
家及其小說詩歌文學作品,蘇雪林都一一進行論述。由于歷史的原因,或褒或貶,不免失之偏頗,
一些過火的言辭也時而流露于筆端。

    蘇雪林晚年寫了大量的個人生活及寫作回憶錄,計有《我的生活》(1967年,
文星書店)、《己酉自述——從兒時到現在》(1969年4月15日《國語日報》)及
《歸鴻集》(1955年8月,暢流出版社)。她的回憶筆法極其細致入微,兒時影事,
寫得真真切切、栩栩如生,令人看后,覺得蘇雪林確是一位記憶超常的人。

    “教學相長”是蘇雪林幾十年教書生涯體會最深的一句話,她的許多學術性文
章都是課堂教學的成果。她在繁忙的教學之余,還將一些講稿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
整理出版,如《遼金元文學》(1933年12月,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1964年再
版)、《唐詩概論》(1933年,上海商務印書館)、《中國文學史》(1980年,臺
中光啟出版社)。在授課之余,從事學術研究,是蘇雪林的極大樂趣,正如她在
《談寫作的樂趣》一文中說:“這一類心靈探險時沿途所拾攝的奇珍異寶,令人精
神鼓舞,勇氣倍增,覺得為這個研究犧牲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這種寫作的樂趣,
真是南面王不易也!”

    蘇雪林的學術研究,大量的時間花在考據上,多年來她在枯燥、乏味的考據中,
得到了比寫作還大的滿足。她說:“這是一種發現的滿足”。蘇雪林的第一本學術
考據著作為《李義山戀愛事跡考》(1927年,北新書局),后改名為《玉溪詩謎》。
她考據李義山戀愛事跡的初衷和過程是“我對李義山的詩,素來沒有大研究過。偶
然讀到《圣女詞擬意》等篇,疑惑義山有和女道士宮嬪戀愛的事跡,因此引起我研
究他的詩集的興味。陸續考證,不意競積成了一本四萬余字的小冊子。”接著,她
于1938年出版《蠹魚集》(長沙商務印書館)和《試看紅樓夢的真面目》(1967年,
文星書店)。屈賦研究是蘇雪林半生的事業,從1943年應朋友衛聚賢之約為《紀念
吳稚暉先生八十誕辰學術論文集》寫稿《天問整理的初步》開始,到1973年出版
《屈賦新探》(臺北廣東出版社),歷時三十余年,寫作六七十篇文章,成為蘇雪
林“屈賦研究”系列。她繼承前人研究成果,借鑒前人研究方法,從東漢的楚辭研
究家王逸到現代的陸侃如、游國恩、聞一多、徐嘉瑞等人的論著,她都作為一家之
言,細細地讀。蘇雪林對屈原及其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的研究計劃宏大精深,她的研究可分為三個
歷史階段,第一步從研究《天問》中的神話及與舊約創世紀的關系開始;接著研究
《九歌》中十神問題;在此基礎上對世界有關文化與屈原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的關系進行了更為廣
泛的研究。蘇雪林在《我研究屈賦的經過》(1962年7月《小說詩歌文學作品》4卷1期)一文中談
到她研究屈賦的特點時說:

      第一,我發現了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國文化是世界的一
  支。
      第二,我研究屈賦竟得到一個“一以貫之”的方法。用這個方
  法不但能把中國許多雜亂無章的文化分子整理成一種秩然有序
  的系統,而且也能把世界文化整理出一個頭緒來。
      第三,我主張經史子集打成一片,不但藉以解決屈賦問題,
  竟可藉以貫穿我國古書的脈絡。
      第四,官方文化與民間文化揉合一處,始可窺見中國文化的
  全貌。

    從中,不難看出蘇雪林的屈賦研究方法有其獨特之處,正如糜文開在《屈原研
究的新發展》(1954年10月18日香港《祖國周刊》90號)一文中所說:“蘇女士的
屈賦研究,竟從發現一些礦苗,挖出‘先秦時代外來文化考’的大礦藏來,而這大
礦藏竟又連通著‘世界文化同源說’的更龐大的世界礦藏的。這不可不說是一個驚
人的大發掘。”

    蘇雪林是一位不辭勞苦、努力探掘的“采礦人”。其他創作及專著尚有短篇小
說《天馬集》、《雪林自選集》、《秀峰夜話》、散文集《三大圣地的巡禮》、
《歐游攬勝》、《眼淚的海》、《人生三部曲》、《閑話戰爭》、《風雨雞鳴》,
專著《論中國舊小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與小說詩歌文學作品》,舊詩詞《燈前詩草》及雜
文《猶大之吻》等近五十種。

                                   三

    蘇雪林性格中常常顯露出“善爭辯”的特點,她曾幾次主動在現代文壇上展開
論爭。從三十年代開始,她撰文參與關于李金發象征派詩的爭論,與覃子豪先生展
開了幾個回合的討論。接著又在《鳩那羅的眼睛》出版后,與向培良先生關于戲劇
的布景和舞臺上的表演等問題展開討論,寫了《演劇問題答向培良先生》(1935年
4月16日《武漢日報》)。這些討論和論爭主要是集中在如何看待和評價文藝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問
題上,限制在文藝本身的范圍內,可以說是學術之爭,并且是雙向的,有來有往。
而蘇雪林對魯迅的論爭與上述情況則迥然不同,從表面上看似筆墨形式,但內容的
實質卻完全脫離學術,成為一種政治上的對立狀態,而且是單向的,有來無往。因
魯迅已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而蘇雪林對魯迅的敵對態度,卻是在魯迅病逝后的
一個月內開始的。蘇雪林反對魯迅的時間之長,發表文章之多,在歷史上是少見的。
她對魯迅的看法從贊頌到反對也是眾人皆知、舉世矚目的。早在二十年代蘇雪林與
魯迅并無積怨,1928年她曾與魯迅共同參加過北新書局老板李小峰舉辦的宴會;19
29年5月蘇雪林在《寫在(現代作家)前面》一文中稱魯迅是“中國最成功的鄉土文
學家”。以后在《周作人先生介紹》中對魯迅及其《阿Q正傳》的評價是:“對中華
民族病態具有深刻研究的”,“立下了許多脈案和治療之方”。1934年冬,她發表
了《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國文周報》11卷14期),對魯迅小說的創作
藝術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對魯迅的兩本小說集《吶喊》和《彷徨》評價說:“兩本,
僅僅的兩本但已經使他在將來中國文學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該文中將魯迅小說
的藝術特點概括為三:“第一是用筆的深刻、冷峻……;第二是句法上的簡潔峭拔……;
第三是體裁的新穎獨到……。其技巧之超卓,真可謂‘傳神阿堵神妙欲到秋毫嶺了”’。
直到六十年代后期,蘇雪林寫作的《我對魯迅由欽敬到反對的原因——魯迅逝世三
十周年紀念》(收入《文壇話舊》)一文也直言不諱地表達了她對魯迅的欽佩之情:

      《阿Q正傳》可真把我們鬧瘋狂了,大家抱著讀這一篇,讀
  后又互相批評。當時我們歡喜的只是文章里的幽默與風趣,……
  我讀了周作人的評價,對《阿Q正傳》始獲得深一層的看法,更
  覺得這篇小說的價值之高。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蘇雪林對魯迅突然由欽敬走向反對,乃至敵對的態度呢?
她在同一篇文章中說:“什么時候對他觀感幡然轉變呢?那就是女師大風潮以后。”
由于蘇雪林與魯迅對女師大校長楊蔭瑜女士在女師大風潮中的所作所為看法截然相
悖,繼而牽涉到對支持楊蔭瑜的教育部長章士釗的態度也產生分歧。隨著時局的變
化,蘇雪林與魯迅在政治上的分歧愈來愈大,其言辭也愈來愈激烈,真可謂“喜笑
怒罵,兵戈相見”。蘇雪林于1936年11月12日寫了《與蔡孑民先生論魯迅書》,拉
開了她“半生‘反魯’的序幕”。第二天她寫了《理水和出關》,對魯迅進行冷嘲
熱諷。又過了四天,即11月18日,她寫了《與胡適之先生論當前文化動態書》(發
表于1937年《奔濤》創刊號)。蘇雪林在該文的《自跋》中寫道:“以魯迅一生行
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傳不會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學傳,像這類小人
確也不容易尋出”。從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蘇雪林連續寫了多篇文章《說妒》、
《富貴神仙》、《論偶像》、《論誣蔑》、《論是非》、《過去文壇病態的檢討》、
《對(武漢日報)副刊的建議》、《論魯迅的雜感文》等,發表于成都《軍中文藝》
(署名“野隼”)、《武漢日報·鸚鵡洲》、《文藝》民族專號、《奔濤》等刊物
上,無論從內容及語言上看都十分激烈,較之前兩篇有逐步升級之勢。

    1949年,蘇雪林到臺灣后,國共兩黨處于敵對狀態,蘇雪林對魯迅的態度便可
想而知了。從五十年代開始,不停地撰文,繼續她的“‘反魯’事業”,寫了《對
戰斗文藝的我見》、《琵琶鮑魚之成神者——魯迅》、《新文壇四十年》、《魯迅
傳論》上、下等,于1967年將大部分文章結集出版《我論魯迅》(愛眉出版社)。
該書出版時,蘇雪林稱“半生的‘反魯’事業,……以后我不高興再理會了”。
《我論魯迅》加上附錄共收集十八篇文章,她在《自序》中談到了出版此書的目的。

      我為什么要在這時出版這本集子?
      其一、人家想必都知道蘇雪林是反對魯迅的。“反魯”幾乎成
  了我半生的事業,但為什么要反?究竟是怎樣反法?則好像是沒
  有人能知道清楚。……因為這本書代表我個人對魯迅的“觀察”、
  “感想”、“評價”。
      其二、今年十月十九日是魯迅逝世三十周年,……我既是反
  魯的人,也應該寫一點,所以一口氣竟寫了一篇兩萬七千字的
  《魯迅傳論》和《我對魯迅由欽敬到反對的原因》。
      其三、我見臺灣論壇近年“捧魯”有漸成風氣之勢,已有人呼
  喊在臺灣重印魯迅著作了。……但我擔心魯迅偶像又將在臺灣
  豎立起來,魯迅崇拜也將在臺灣日益推廣。

    語言清楚、明白、毫無遮掩,蘇雪林與廣大讀者也算是坦誠相見,從中不難看
出她的“勇氣”和“膽量”。

    事隔多年,年近百歲的老壽星蘇雪林對魯迅的態度會不會有變化?歷史就是歷
史,讓那一切不變地保存下去,作為一塊文化化石。魯迅在臺灣逐漸擁有更多的讀
者,這是事實。但愿這一切恩恩怨怨在日月江河中飄然散去,為了中華民族的騰飛,
為了炎黃子孫世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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